正午时分，太阳的强光直射在一片荒草丛生的墓地上，此时在天津静海区大口子门村，除了偶尔经过的汽车发出阵阵鸣笛声和在垃圾堆里觅食的野狗吠嗥，整座村庄一片宁静。
二十多天前，23岁的山东青年李文星的尸体在这附近的一个荒僻水坑中被发现，警方调查发现，李文星生前通过网络招聘误入传销组织，被先后送到静海镇上三里村、杨李院村，期间两次被转移。
8月6日凌晨起，静海全区范围内开展地毯式、拉网式排查，以乡镇为单位，集中所在地派出所和相关力量，做到村不落户、户不落人，全面清查传销人员。
8月7日，澎湃新闻再度探访了被传销染指的静海村庄。过去十多年，尽管警方和工商部门持续清查，但传销屡禁不止，打时做“鸟兽散”，过后又卷土重来。而当地人在畏惧与逐利的复杂心态中，与传销者“和平共处，互不干扰”，形成了一条灰色的利益共生链。
村民的额外收入
大口子门村位于天津静海区静海镇，村子在104国道主干线附近，离静海中心城区四公里左右，整个村子都是一片低矮的平房，外围是大片玉米地和小树林，距离村子一公里外还有一个生活废弃物处理公司。村民告诉澎湃新闻，多个疑似传销人员的窝点寄居在村中。
偏僻村落的平房曾经出了名难出租，可是传销的到来改变了这一切。
在静海的北纬三路上，有7家私人房产中介，他们的房源主要来自大口子门村及周边的几个村庄。
通常情况下，中介们把房子租给普通租户的价格是每月150元一间，租给传销人员时则涨到500元左右。租金500元的两间平房，到传销人员手里时涨至1000元。秦素丽说，传销人员大多数都是租住最破旧的平房。
在秦素丽的记忆中，她刚入行的2006年，传销“没有现在这么乱，控制人的自由，骗钱。”
据天津本地媒体《每日新报》2005年的报道，不完全统计，仅2005年上半年，天津工商部门先后取缔了20多个非法传销组织。公安机关驱散了近2000名传销人员。
秦素丽在静海区做了11年的房屋中介，曾经有两次将手中的房屋租给传销人员。
在这片区域做房屋中介，难免和传销人员打交道。有一次，和秦素丽在同一条街上的中介彭美华把房租给了两个女孩儿，看上去20岁出头，大学刚毕业的模样。交完3个月的钱，住了两个月后，被邻居举报了，“工商局管传销的人来了把房间玻璃砸破了。”
知道房子租给了传销人员后，彭美华后悔了，“当时要是知道的话，咱也不收他们那么点儿中介费了，一般收他们中介费收得高。”
五六年前，警方对传销人员“查的没那么严”的时候，彭美华事先和房主形成合意，做“直销的”租金高，只要有人上门就租。
两年前，秦素丽带客户到村里看房，经常见到传销人员在路面上活动。
租房的人问：“有直销的房子吗？”秦素丽一看是外地人，索性拒绝了。
现在，上门问房的人少了。秦素丽坦言，生意不好的时候，房子不好卖，本地的传销人员成为他们最主要的客户。
秦素丽记得，她做中介的第一年，见到的传销人员数量最多，生意最好。曾经有一次，一个传销的头目开着豪车，脖子上戴着金链子和大金戒指，找她租房，出的中介费比一般人高一半。在当地，传销人员只有通过中介，才能租到房子。后来，找她看房租房的传销人员越来越年轻。
一方面，秦素丽逐渐对传销人员开始产生反感，另一方面，她在等待着更多的生意上门，无论对方是不是传销人员。
十平米的门店里只有一张床和一张办公桌，每个白天，她在这里等待生意上门。
已经有将近一年的时间，秦素丽都没有遇到过传销人员进店问房。通常，有外地人进店，凭借敏锐的直觉，“他们的那张脸不一样。”她直接问对方是不是干直销的，对方如果回答是，她一口回绝，宁愿房子“烂在那里”，也不租给对方。
后来，传销人员晚上“闹腾”，在屋子里讲课，唱歌，鼓掌。逐渐，周围邻居抗议频繁而剧烈的噪音，加之偶尔有村民丢失东西，多数房主不再愿意把房子租给传销人员。
政府管理人员曾捣毁窝点，把传销人员房间的玻璃砸了，水电表拆了，带走了几十个人，遣散了一批，“过不了几天又都回来了。”那同时意味着生意回来了。
反传销的救助生意
出逃前，任路军从没想过自己可以救人于传销。
2014年逃离传销组织后，任路军加入了民间反传销协会，专门接受求助者的咨询和劝说解救陷入传销组织里的人。 通常，他人求助需要支付2500元至3000元的费用。“我们是民间组织，没有其他收入，只能由求助人来承担（费用）。”
之后几年里，他在静海区解救过10多名传销人员。在锁定大概位置后，每天蹲点守着，等到目标对象出门上课，串寝时候，他带着家属直接把人抓住带走，再对其“做思想工作。”
任路军从数名被他解救的传销人员那里了解到，如果当地打击比较严的情况下，传销人员凌晨四五点出门，晚上十点多回家，在外面待着所需要的水、食物都是从附近的商店购买。“以前的可消耗品变成必须消耗品。”在有传销人员活动的村子里，小卖部的生意相对较好。
只要有传销人员到郭勇的小卖部里买烟买水和日用品，他一眼就能认出来。“二十来岁上下，穿着年轻。有的来的时间长了，老是那一身衣服，满身油污油污倍儿邋遢。”尽管这些人只在他店里购买三块钱的便宜烟，数百人也能给他带来可观的收入。
任路军2014年的时候曾经被骗至静海干过一段时间的传销。据他回忆，一个馒头，店家卖给当地人只需五毛，卖给传销人员需要一块钱，每人每天开销10元左右，一个窝点15人，吃住都需要花钱。当时的传销头目告诉他，赚来的钱都用作人员开支了。
在大口子门村开了5年馒头店的老板徐花这段时间明显感觉店里生意清淡了。“他（传销人员）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来了。”每天出笼的400个馒头直到下午还剩下不少。
过去，传销人员经常到她店里买馒头，一次买走20几个，拎着一大袋子钻进平房里。
23岁的卢宇辉今年3月底被警察从静海的村子里救出来。据他回忆，在传销组织一个月的时间里，每天凌晨三点到村庄外面的野地里待着，“管家”打电话给当地的馒头店，店主再提着一大袋馒头送到野地里。每过一段时间，管家直接让超市的人带着日用品送到门口。
郭勇和徐花面临的现实一样，这段时间，长期驻扎在村里的传销人员“都散了”，店里的客流量少了些，每天的营业额随之减少。
逐渐，传销成为这片村里村民无法避开的敏感词。某种程度上，传销改变了这座村庄，人们因为传销而改变，但绝口不提。
很多村民记得，两个月前，这些年轻的“外来人”大摇大摆地穿行在乡村的街道上，疏零的房屋间，某种程度上，他们给这片村子带来了“额外收入。”
多年下来，静海本地出租车司机杨鑫见到过“捞人者”的生意。“捞人者”属于中间人，他会借助本地人的力量，收钱放人。喊好价，一万五友情价，约在指定地点见面，一手交钱，一手交人，对方能跟人打包票“找不着一分钱不要”。
搭载与搭救
受访的本地人也说不清有多少人在静海的地界上干传销。
8月6日起至8月26日，天津公安机关在全市组织开展为期20天的以打击整治静海传销为重点的集中行动。据警方通报，截至8月7日，共排查村街社区621个，发现传销窝点420处，清理传销人员85人。
“静海干出租的，别管他黑的白的都得拉着。”杨鑫开了23年的出租车，阅人无数。
“传销对于出租车司机来说的确带来收入，”杨鑫所知道的传销人群大概有几千人，在静海盘踞已久，来回流动。“你比如说总数一千人的话，有可能一勾俩，俩勾仨就变三千人了，这群人每月吃住行开销至少都要80万。在那边走，他来得坐车，回去得坐车，有人走了之后又有人来。”
他们一上车，杨鑫就能敏锐地捕捉和识别其特征：第一外地人居多，几乎没有本地的，第二比较年轻化，20多岁。他也有选择地接单，远离潜在危险、不去太偏远的地、提前给钱才动。一般传销的人不会让杨鑫送到平房门口，而是在附近就下车，因为“怕人知道了”。
传销人员也会在比价之后打出租车，一方面天津的黄牌黑出租可能会漫天要价，另一方面在同一打车平台上，出租车起步价八块，快车九块。
出租载客不在乎对象，搭载传销人员，也搭救误入传销的失足青年。
一般遇到搭救的情况，出租车司机也有溢价空间。“如果搭救一个人，第一耽误我时间，第二我要冒风险。”
而传销人员行动最少一个人拖着两个人甚至三四个，按规定的路线走。“他（逃跑的人）有心眼的就坐出租了，他一般人拦的我就打了，我得挣你的钱。完了之后我还可以给你要个高价，打个比方50要100，100要200，脱离组织你也高兴，再加个0都高兴。我也可以救个人。”杨鑫倒也现实。
有人出于感谢，直接转了2000元给他，“这种一两个月遇不上两次。整个静海大约有1100辆出租车，几乎每个司机都遇到过这种情况。”
他说这些年来没遇过危险。有人坐他的车逃生，好几个人拦着车不让走。“我为了我的生意，我不可能不让你走，我得把钱挣了。”
杨鑫在开车时，右手随时握着一个老爷对讲机，它偶尔会发出沙沙声，但不耽误静海40多位出租车司机互通消息。车上有卫星定位仪，他只要在对讲机里喊一声危险，马上会有同伴来搭救他。
最不济的情况可以报警。杨鑫牢牢把握住对方“见光死”的心理，“他不害怕吗？他怕曝光啊！我就把你给救出来了。”
他也因此看到人生百态和各色选择。“以前干嘛的，怎么来的，什么原因都有。被解救的有高兴的，不乐意跟亲人走的很多，就是被洗脑了，就是把你拉回家了你可能背着家人还回来，中魔了，家庭、工作什么也不要的。他脑子一想以后不受罪了，挣钱有捷径，精神力量相当大。”
传销组织的惯用伎俩是，刚开始肯定不跟受害者要钱，等洗脑之后就变着法地找亲戚朋友拉人了。
“等把你脑子洗过了，你自个就交钱了。等用手机把钱骗完了，人也差不多完了，要想办法骗人了，”杨鑫尝试分析静海传销十几年打击不尽的原因：“刑罚太轻，这个头拔了，剩下一个人他吃了甜头了，他要取而代之当总头了，就继续发展了……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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