口袋里的钱越来越少，他感觉自己走向终点的脚步加快了。刚确诊，他有不少积蓄，专门看顶尖专家的门诊，想“完全治好”。可是如今，他每天往嘴里塞十几种药，都是“最便宜、副作用大的”，吃下去胃里就翻江倒海般难受。他也吃不起尿毒症患者需要的精细饮食，只能吃医院好心送他的饭菜。飘着红油的菜汤和肥肉片塞进嘴里，他会忍不住嗳气、干呕，“营养根本跟不上”。
“等彻底搞不到钱，我也该死了。” 这个正值壮年的农村汉子蜷缩在病床上，有气无力地对中国青年报·中青在线记者说。
2011年，他在成都的医院治病，遇到了制售假医疗发票的贩子。这之后，直到2015年被识破，他用伪造的发票从老家四川省广安市岳池县的新农合办公室诈骗了31万元。
最后，岳池县人民法院判决杨向光犯诈骗罪，判处6年有期徒刑，并处罚金1万元，追缴全部违法所得。可杨向光身体太差，法院批准他监外执行。
第一次买发票，杨向光花了2000元，那是当时他身上仅剩的钱。杨向光想“赌一把”，“反正钱只够透析一周，接着就要死。”
那之前，因为不忍心“白发人送黑发人”，他已经和老家的父母、爷爷告了别，带着几千元来成都，准备死在外头。那是家里的全部积蓄。他还主动让妻子离婚，怕拖累了人家。
这个家庭熟悉被钱决定的命运。2000年，杨向光不到一岁的大儿子突发脑炎，抢救了一周，花光了他工作6年的积蓄，落下了二级脑瘫，至今算不清一加三加四等于几。又过了几年，岳父患肝癌，把他刚在广东做生意捞到的第一桶金“弄没了”。
即使如此，杨向光家依旧是“村里数一数二的”。杨向光的爷爷是离休干部，父亲在陕西深山伐木。上世纪80年代末，他家起了村里的第一栋砖瓦房，买了第一台电视机。村里的孩子都跑来看，围着他家院子打闹。杨向光一度能一只肩膀扛住上百斤的麻袋。确诊尿毒症的前一年，他拿着重新赚来的20万元回老家，还“豪情万丈”，觉得“1000元一平方米的房子真便宜，还能买辆车”。
可是尿毒症带来的高血压昏迷，突然就击倒了这个顶梁柱。医生告诫杨向光的妻子，“尿毒症是无底洞，要留好生活来源。”她当场顶了回去，“科技这么发达，什么病治不好，别在这儿乌鸦嘴。”
杨向光和家人们都相信，病好了就能“东山再起”。他们清早起床，推着站不稳的杨向光一家一家医院跑，挂专家号，百元票子一张一张地掏。大医院找不到希望，就去找民间“神医”。本不能多喝水的杨向光每天灌两大碗本地偏方“五彩汤”，身子鼓得像皮球。外省的赤脚大仙也闻讯而来，在他身上扎满洞，不让吃药，放血排毒，疼得杨向光捂着头在床上打滚。
等到认清现实，“这病没治，只能拖”，这个原本殷实的家庭才发现，他们连肾移植的钱都没了。
没钱治病时只能等死的恐惧支配着他。杨向光特别清楚地记得，一个40多岁的庄稼汉得了同他一样的病。知道情况后，那人沉默了一会儿，趁人不注意，直接从医院高楼跳下去，死了。
治病头两年，新农合的报销比例低，而且门诊费用不在报销之列。在医院花出去的大笔门诊检查费、挂号费和药费几乎报销不了多少。
杨向光和妻子去报销，望着工作人员的笔把清单里需要自费的项目一项一项划出来，心也一点一点往下沉。接过单子，黑乎乎一片，三分之二都是“自费”。
为了活命，自认老实的杨向光开始“不规矩”。2010年在老家广安，他已经拿不出太多透析的钱。可充满了毒素的十几斤水憋在体内排不出来，身上像灌满了铅，他只能像老太太一样一步步地挪，200米路要走一小时，每走一步都浑身疼。实在没办法，他塞一二百块钱给管透析仪器的护士，求人家给他偷着做一会儿。尽管远远达不到标准时间，可至少“能活了”。
用假发票骗保时，杨向光每次都感到恐惧，他记得自己手心总是汗，腿也是软的，脸羞得发红，经常紧张得话都答不对。那时，工作人员只以为他病入膏肓，脑子不行了。
第一次交假发票的前一天晚上，杨向光记得自己一宿没睡。他想着从小撒个谎，爷爷都会打自己，又想爱面子的父亲知道这事，可能会气坏。但他也会想，真的成了犯人，监狱是不是会承担自己的医疗，没准是“好事”。
杨向光觉得，得病又没钱，自信也没了，“再多雄心壮志都没用了”。村里乡亲不太想和这个家庭扯上关系，红白喜事都不怎么通知。有时和乡邻吃饭，杨向光发现很多人离他远远的，有的人误以为这病会传染，有的单纯嫌晦气。他有时想搂着村里的小孩亲昵一下，人家父母的脸一下就拉下来了。
2010年，他想开个水果摊谋生，打了二十几个好哥们儿的电话，没借到一分钱。最后他凑了2000元，只进了一点水果，种类一只手都能数过来。
这次试图自救的行动最终也失败了，每天收摊，他发现本金越来越少。后来破产了才发现，周围的好多商户在秤上作假，而他没有。顾客算账的时候要抹去零头，他想都不想就答应。短短几个月时间，2000元钱就被他赔得精光。
也就在那年，他开始准备后事。其中一项就是捐献遗体。他觉得自己活不了太久，想让以后的人拿着自己的遗体做研究。可打遍了四川省内各大医院的电话，都找不到愿意接收的。
杨向光也想过自力更生。可他走路没力气，跑着躲马路上的汽车，脚也拖在地上迈不开。十几斤的东西提起来都费劲。
他想应聘保安，却根本受不了站8小时。坐趟公交车，因为透析扎满针眼的胳膊露出来，人们以为他吸毒，躲得远远的。有的老板直接说，“雇你们？随时都会死，我等着吃官司？”精神好的病友能开个摩的，他羡慕得不行。自己脑溢血、癫痫都犯过，随时头晕、瞌睡，车都开不了。
他想活下去，又认为自己“早晚死定了”。2015年的一次报销，老家的新农合工作人员终于察觉发票不对，告诉杨向光“这次先不报，需要回访医院，再通知你”。他在回成都的车上不住发抖，知道“完了”，可又压根儿没有跑的想法，因为早就被拴在了医院。没法透析，“死得更快”。
警察的电话一个多月后才响起，这段时间里，杨向光压根儿吃不下饭，看见陌生号码就哆嗦。等到警察真来了，问什么他都一五一十地说了。法庭上的他没律师，“没钱请也没必要”。他唯一一句辩护词就是“我是客观原因，不是主观的。我被逼无奈，所有弄来的钱都拿去治病了”。除此之外，检方的陈述他都点头。
被判刑后的他，除了成都和老家，不能随便外出。不过他也走不远。大多数时间，他就活在20多平方米的病房和几十米外的透析室里，每天看电视和手机。看到电视里一家人其乐融融的画面，他眼里就发酸。看到体育节目里打拳击的更难受，觉得人家有力量，自己却是“活死人”。
除了弄假发票去犯罪，为了活下去，他向村里申请认定贫困户，希望减免一大笔透析的费用。可是90多岁爷爷的离休工资和家里那栋房子成了认定的阻碍，尽管那栋房子已经变成了村里最破旧的，其他人家早都起了二层小楼。
只有这时，说话都没力气的杨向光才会急起来，一步一步拖到乡上去争，去吵。最后，贫困户还是没认定成，乡上给他办了个低保，一个月发200元钱。
成功活了9年，杨向光承认“农村医保变好了”。他甚至说，要是几年前就有这么高的报销比例，“自己可能就不用造假了”。
可在另外一些时候，他依旧抱怨、烦躁。他说治病很复杂，医保终究只是兜底的。各地执行起来弹性又大，老家广安对尿毒症的政策，就不如邻居南充市。杨向光觉得这差了不少钱，于是耿耿于怀，两天里嘟囔了好几次。
他幻想能有更多自由支配的钱，这样就不用只做医保范畴里最普通的透析，可以让更好的透析把自己体内的毒素排干净。他笑着回忆，“那种感觉真舒服，浑身都轻快，能多吃一碗饭”。他也想有钱换肾，或许就能恢复劳动能力。
但他更多的是怕，因为没钱只能等死。他认识一个20多岁的小病友，得病后只能靠老父亲打工维持。钱越来越少，这孩子透析的频率，从一周两次降到一周一次，又降到半个月一次，然后再也没来过。
如今，杨向光的手里也只有向病友借的两万元。这样的恐惧催促着他愈发“贪财”了。
他和一群病友都加入一个叫“善心汇”的组织，打着互助的旗号，据说投入3000元，很快就能返回3900元。很多人劝他，说这可能是传销，可他不想听，更不想信，反过来和他们介绍这个组织的好处，说得激动时不停咳嗽，因为这是自力更生的“最后一根稻草”。
他自认已经把家庭搞得分崩离析，谈起来时沉默好几分钟，憋着不让眼泪流下来。老母亲在南充的小吃店帮工。在老家和爷爷相依为命的小儿子不再像以前一样围在自己身边，如今格外冷漠，偶尔见面，问一句答一句，不和爸爸多说一句话。
就连离婚多年的前妻也又被拖下了水。她不忍心杨向光的样子，带着脑瘫的大儿子来到成都郊区，开了个杂货店，时不时照顾他的生活，给他补贴点钱。
可这些人也撑不下去了。网购和大超市越来越多，小杂货店连房租都赚不回来了。前妻想把大儿子送回老家让老人看，自己出去打工，再帮帮杨向光。
这次，杨向光拒绝了。他觉得把脑瘫的孩子送回农村老家，没人教，“就彻底毁了”。他也审视了自己的身体，甲状腺肿大、胃炎、视力模糊、供血不足，各个器官都在衰退，很多部位已经感染，“穷人得了富贵病，本来就是作孽。”
他终于对前妻说，“实在不行就断了我的供应，死就死吧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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